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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学者:全球治理面临挑战,“中国方案”务实践行多边主义******

  中新网北京1月5日电 题:意学者:全球治理面临挑战,“中国方案”务实践行多边主义

  记者 陈彩霞 孟湘君

  2022年,世界局势加速演变,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,国际保护主义、霸权主义势力不断抬头,2023年世界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与新局?中国又如何以自身行动,继续担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?

  意大利洛伦佐·梅迪奇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法比奥·马西莫·帕兰迪近日接受中新网专访时表示,2023年影响全球局势的变量众多,如地缘政治、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等因素,而多边主义的缺失,是影响整个国际关系走势最重要的因素。他指出,在此大背景下,中国将以务实态度倡导各方平等对话,着眼于弥补全球治理缺失等问题。

  “乌克兰危机是更大冲突的缩影”

  当前,乌克兰危机仍在继续,和平谈判曙光难现。帕兰迪认为,乌克兰危机不是局部危机,而是俄罗斯与美国、北约等国之间更大冲突中的一部分。其根源是美国挑起的地缘政治对抗,背后目的,在于美国企图维护其全球霸主的单极国际秩序。

  帕兰迪指出,当前,西方正在以“非常激进的”方式援助乌克兰,且没有公开任何合理和明确的未来路线图,更不会真诚地去寻求解决方案。因此,短时间看不到乌克兰危机结束的趋势。这场冲突,下个月不会结束,可能甚至2023年内,都难以结束。

  虽然土耳其、中国等负责任的第三方国家,试图从中斡旋帮助解决这场危机,但能对局势起到决定性作用的,是直接对垒的俄乌双方。

  “西方孤立于世界一体化进程之外”

  当前,欧洲和美国并未践行多边主义,拒绝俄罗斯的融入,导致全球治理存在缺陷,帕兰迪强调,美国无异于是在营造一个“新的冷战环境”。

  帕兰迪强调,在强大的西方体系之外,世界其他国家正在增加相互依存度,并希望找到打破冷战思维的方法。但事实上,西方正采取孤立的方式发展。因此,环顾当今世界,帕兰迪指出,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孤立的西方,以及一体化程度加深的亚洲。

  亚洲国家之间正不断呈现新的相互依存度和一体化进程,中印俄以一致对外、可持续的方式与世界其他地区建立联系。如,在一些国际会议上,亚洲国家与拉丁美洲、非洲积极互动举行会谈。近期,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会面也是如此,充分说明这种西方之外的一体化进程在转变和发展,而西方正在将自己孤立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新一体化进程之外。

  “美国要首先摆脱对华冷战心态”

  谈及大国关系发展趋势,帕兰迪认为,如果以华盛顿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改变自己的(冷战)思维和外交政策,支持各国相互尊重、相互依存,根据新的世界力量平衡改革全球治理体系,像中美关系这种重要大国关系中的问题,就不可能解决。

  他指出,一方面,中国正在以一种积极的、意义重大的方式努力,以促进多边主义、各国相互尊重和实体经济合作。

  然而,另一方面,美国却采用几近对抗、保护主义和滥用经济制裁的方式对待中国等国。因此,如果美国不能首先出发,摆脱这种冷战心态和封锁逻辑,中美关系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。

  “中国外交务实践行多边主义”

  中共二十大后,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密集开展元首外交,先后会见德国、古巴、蒙古等国领导人,随后出席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两大峰会,并出席首届中海峰会,取得丰硕外交成果。

  帕兰迪认为,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和信号,显示出中国想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想法和意愿,证明了中国正为践行多边主义而努力,不会歧视任何国家,正在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。

  他进一步指出,中国的这些外交努力并不掺杂任何负面因素,主要是增进相互理解,从相互尊重出发,着眼于解决当前全球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,如各国发展差距和全球治理缺失等,这是中方的重要目标。

  帕兰迪强调,2023年,如果中国能顺利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,它将继续为成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加强欧亚一体化做出努力,并再次为世界实体经济复苏与发展做出贡献。

  帕兰迪认为,中国一直秉持务实态度,倡导与世界各国展开平等对话,帮助各国解决发展差距问题。中国的做法,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很多认同,世界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时采用的“中国方案”。帕兰迪相信,这是帮助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关系实现“真正民主化的唯一途径”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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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是访问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“高”在何处?******

  文/李晓喻

  今年以来,中国再次释放出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。高水平对外开放,究竟将“高”在何处?哪些领域的开放措施值得期待?

  针对这些问题,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、综合研究室主任杨长湧近日接受了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专访。

 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
  国是直通车:您如何评价中国当前对外开放所处的阶段和水平?对外开放的“高水平”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?

  杨长湧:中国对外开放经过40多年历程,已经迈向高水平阶段,这是与中国经济整体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的。在新形势下,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要“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”,我理解这种“高水平”可以概括为五个“更”。

  ——更大范围。当前,中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在开放方面的差距仍比较大,开放不平衡、不协调问题依然存在。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,就要求推进更大范围开放,在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的同时,通过共建“一带一路”,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,打造国际运输和物流大通道,让中西部内陆沿边地区更多、更快、更好地融入对外开放大局。

  ——更宽领域。中国制造业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方位开放,但服务业开放程度仍相对不足。因此,要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,在电信、互联网、教育、文化、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推进开放,应当成为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之一。此外,大力发展数字贸易也是拓宽开放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
  ——更深层次。核心就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等制度型开放。目前国际新一轮经贸规则演进的一个重要趋势,就是从“边境上”向“边境后”推进。在此情况下,作为开放大国,中国“边境上”开放程度已经较高,下一步开放的重点就不再是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,而是要顺应全球经贸规则演进趋势、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趋势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趋势,把着力点放在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方面。

  ——更加主动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,中国开放都处在“顺风顺水”的国际环境中。但随着逆全球化加剧,保护主义、单边主义抬头,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对外开放需要更加主动,包括主动扩大“朋友圈”,主动推进共建“一带一路”高质量发展,主动适应全球经贸规则演进趋势等。

  ——更重安全。考虑到全球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,越是开放越要统筹好开放和安全的关系。

  国是直通车: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,逆全球化思潮抬头。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何考虑和现实意义?

  杨长湧:关于这个问题,我们需要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大势。尽管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,但是从历史长周期来看,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。基于这个判断,中国坚持高水平开放,它的意义或者说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  第一,当前逆全球化加剧的根源之一,是某些大国不去承担应尽的责任,而选择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、第一大货物贸易国,中国高举开放旗帜,坚持合作共赢,以中国的新发展为全球提供新机遇,是给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“强心针”,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了新动力。

  第二,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。二十大报告明确,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。要推进高质量发展,就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。这一新格局绝非封闭的国内大循环,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。因此,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和组成部分。

  第三,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重要作用。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仍有一些难啃的“硬骨头”,需要充分借鉴过去中国以开放促改革的宝贵经验,通过高水平开放推进经济体制改革,将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贡献力量。

  国是直通车:制度型开放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会带来哪些作用?

  杨长湧:现在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两个重要载体,一个是海南自贸港,另一个是自贸试验区。

  海南自贸港通过推动贸易、投资、人员进出、运输来往、跨境资金流动的自由便利,以及数据安全有序流动,将探索新路径、积累新经验,同时自贸试验区在投资、贸易、金融、政府治理等方面也会加大试验力度,这些都将有助于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,成为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的优良场所。

  另外,在制度型开放指引下,今后中国将加快推进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建设,推进内外贸易一体化,深入贯彻落实《外商投资法》,这将为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同台竞技提供良好舞台。现有的一些自贸协定谈判也会加快进度。

  国是直通车:过去一段时间,中国都是以开放促改革,有人认为当前形势下,中国更应该以改革促开放,您对此怎么看?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,哪些领域的改革需要加速推进?

  杨长湧:中国的开放和改革一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。下一步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,确实需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制度环境来保障,而且随着开放从“边境上”深入到“边境后”,很多开放内容都涉及国内规则、规制、管理和标准,也需要强有力的改革作为支撑。

  同时也要看到,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性并没有削弱,这也是中国积极推进加入CPTPP(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)、DEPA(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)的重要原因。

  关于下一步需要重点改革的领域,其实还是要紧紧扭住一个目标,就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。在这个目标之下,很多改革的方向就比较明确了,比如推动内外贸一些法律法规、监管体系和标准相衔接,推动实施外资准入后国民待遇等。

  国是直通车:在推进高水平开放的过程中,如何兼顾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?

  杨长湧:我想应当是坚持问题导向。既要重视开放领域的一些传统安全问题,比如贸易摩擦、出口管制等,也要重视解决新形势下,特别是新的国际背景下出现的一些新安全问题,包括粮食安全、能源资源安全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。要从过去的产业合作逐步转向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思路,通过国际合作以及一些机制安排,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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